裴丽珠：“中国人生性遵守秩序（Law-abiding），他们会自觉地走规定好的道路，除非遇到突然的刺激；他们会实际地自己指导自己，除非遇到心理危机他们无法对付。”[185]
巴乐满（Fletcher S.Brockman）：“中国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而中国人对待这件事的态度让我惊讶和失望。当我询问一些熟悉得可以问这个问题的中国人时，他们看起来没有意识到列强正在进行的行为的严重性。人力车夫有这种态度，我能够理解，但有智识的中国人怎能也如此无视和无动于衷？”[186]
欧登科：“中国人生活的根本目标是和平地享受生活及其生活带给每个人的简单的愉悦。”[187]
葛乐士的母亲：“中国人对其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缺乏同情……对于别人的悲惨无动于衷”[188]。
综合上述评论，在多数居住在北京的欧美人士看来，中国仍是一个文明的国度，他们对于北京人（欧美人士眼里的中国人）也是喜爱多于厌恶。这种观点和情感，影响了他们的一些行为。1928年左右，美国驻天津海军将领巴特勒（Smedley Butler）强调，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他“自然会不惜在华北开战，以捍卫美国人的生命和权利。但他喜欢中国人，也仰慕他们，便尽其全力，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人的反外国思潮特别是反美思潮做斗争，以避免战火。他做得极其成功，示好的同时，避免了示弱或谄媚。他特地告诉中国人，他的部队训练有素，状态上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若美国人对中国的善意遭到卑鄙的暴力回报，部队必将全力出击”[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