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时间很紧，”少校说，“今晚还有要紧事要办。不过还是想见见奥斯本太太。请波丽小姐跟我走，给我带带路。”
波丽小姐听了提议又惊又喜。她认得路。她愿意给杜宾少校带路。奥太太不在家的时候——到拉塞尔广场去了的时候，她常常陪着塞德利先生到公园去；她还知道他喜欢坐哪一条长凳。她蹦蹦跳跳走进自己房里，不久就戴着自己最好的帽子，围着妈妈的黄披巾，别着很大的卵石胸针出来。这两样首饰她擅自借用，好让自己有资格陪着可敬的少校走。
于是，这位军官穿着蓝色礼服大衣，戴上鹿皮手套，把胳膊伸给姑娘，两人高高兴兴走了。不知怎么的，他对见面有点儿紧张，巴不得有个朋友在身边。他向同伴又问了无数个关于阿米丽亚的问题。他心肠软，想到她被迫跟儿子分手，很是心酸。她受得了吗？她常见到孩子吗？塞德利先生不愁吃穿吗？波丽尽其所知，回答了糖果少校的这些问题。
他们走着走着，遇上了一件事；这事虽然十分简单，却把杜宾少校乐坏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长着稀疏的络腮胡，围着硬白领巾，“夹心面包”似的从巷子那头走过来，就是说，他一手挽着一位太太，一个是威风的高个子中年女人，五官和肤色跟挽着她并排大踏步走着的英国国教牧师相像；另外一个是脸色黧黑的矮小女人，头上戴着漂亮的新软帽，系着白缎带，穿着款式别致的长外衣，一只黄灿灿的金表挂到了胸腹之间。这位先生双臂本已给这两位太太勾住了，还拿着阳伞、披巾，拎着一只篮子，一双胳膊完全给占住了，所以玛丽·克拉普小姐向他行屈膝礼的时候，他当然没法举手触帽回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