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视角太以记者的主观判断进行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是试图做出一种造成悲剧的各个原因分量都是相等的，而且都是无可奈何、不可避免发生的——缺乏想象力会令我们只停留在浅层的思考，看不到问题的实质；而想象力乱反射，在让我们发现的一个聚合的、但也无法轻易界定是非的真相后，也束手无策，最关键的是我们应该积极地继续生活——剧情的起承转合倾向于落脚在这样一种妥协的思想是不是在影射着目前日本最大的社会危机？每个人都会为谋取自身的安逸和利益，关键是要让人性适得其所和正确地发挥想象力，去改变现状而不是做不恰当的归咎.
危机四伏的社会，这可能就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最终会不可避免陷入的精神危机吧.
我相信有一个答案，会告诉我们，对自己忠诚、对社会恪守义务会是令想象力有的放矢地放射而不是浪费它，而且不会曲解它
有很多人说这电影立场完全偏西方，这是不公的.
从足球队长的诈死煽动到库尔特的主席老爸一句一句详解匈牙利事变中其他残酷细节可知，主创方并没有经验—信念的完全偏袒，从对以上真相的曲折又模糊的描述，导演传递出了一方可供反思的角落.
而事实上西德或西方形象的存在，只是作为一个代替希望的象征符号出现.
本片真正临摹的恐怖，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一种全景式的权力控制技术，一种递进威胁的专政之能.
法西斯这种类反派，一直长存在那个世代东西德乃至东西方对官方之敌的宣传里，以至于本片在不那么严苛的生活环境中无意渲染两大主义的优劣与否，而以东德为例点出了专制之恶.
以片中库尔特的口中多次“我信仰社会主义”来看，在没有太多讽刺效果的立场上深思，导演只是在控诉一场荒诞的官僚制度的危害又另一方面在怀念机会均等的制度之美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望道接下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陈独秀、俞秀松、施存统、经亨颐、戴季陶、蔡慕晖等历史人物一一出场.
历经时代动荡变革，友朋或牺牲或离去，陈望道面临生死抉择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