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社会思想来看。《通典》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对封建社会确有不少深刻的揭露，本文已择其重要者作了评论。这是《通典》的民主性精华方面。但是，《通典》的作者毕竟是封建社会秩序的积极的维护者，是一个“始终言行，无所玷缺”[67]的标准的士大夫。因此，要求改革封建社会的某些弊端同从根本上为封建统治秩序作辩护，构成了杜佑社会思想中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而他的这种辩护，有时甚至成了对封建统治的粉饰。这是《通典》的封建性糟粕方面。其中，杜佑对封建国家的刑罚的看法，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如他论唐代的刑罚说：“圣唐刑名，极于轻简……如罪恶既著，制命已行，爱惜人命，务在哀矜，临于剿绝，仍令数覆。获罪自然引分，万姓由是归仁，感兹煦妪，藏于骨体……国家仁深德厚，固可侔于尧、舜，夏、殷以降，无足征矣。”[68]在这里，严峻的法律，被说成是阳光雨露、“仁深德厚”！杜佑还认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安史之乱倾陷两京的事件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唐开国以来“刑轻故也”，这就近于奇谈了。更有甚者，杜佑还替帝王执法过程中“急于黎庶，缓于权贵”[69]的屈法行为作辩护。在他看来，衣冠（士族）受刑，虽罪有应得，亦应为之“伤悯”；黎庶（匹庶）被戮，虽法不当罚，也无须为之“嗟叹”。这二者的区别，就像“摧茂林”和“斩野草”那样的不同[70]。像杜佑这样直率地为最高统治者徇情枉法作辩护、宣扬“黎庶”和“权贵”在法律面前本应受到不平等待遇的论调，在封建统治者的言论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可见，杜佑毕竟是他那个阶级的忠实的历史家和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