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教育史学研究方面。各类著作：《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周采，2006年);《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威廉·W.布里克曼，2013年);《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中国教育史学实践范式研究》(刘来兵，2013年);《教育史学》(杜成宪、邓明言，2014年)、《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史论》(史静寰、延建林等，2014年);《英国教育史学：创立与变革》(武翠红，2015年);《创新与建设——教育史学科的重建》(周洪宇，2016年);《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周采等，2018年);《教育史学通论》(周洪宇，2018年)等。
第二节 学科自觉：教育史学体系的新进展
一、教育史学科体系的新思考
教育史学界对于教育史学科体系的新思考，是在对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前瞻基础上，尝试提出的对教育史学科的新思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以三分法为代表的，倡导以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为基本范畴的教育史学科体系，体现了教育史工作者对教育史学科体系思考的新方向。
(一)教育史学科的回顾与前瞻
以贺国庆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断想》为起点，教育史工作者以回顾与前瞻的方式来探索21世纪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新方向。贺国庆在对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认为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曾经历两次高峰期，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至1937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将前后两次高峰期进行比较，颇能说明一些问题。虽然从成果数量上看，八九十年代远远多于二三十年代，但大多数成果的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标志性的成果不多。相反，重复劳动、急功近利的产品并非罕见。史料建设薄弱，翻译工作遭冷落，二三十年代尚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教育史专著,而八九十年代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内容和体系亦没有重大突破。以唯物史观指导教育史研究，这是二三十年代所没有的，但效果如何，实难评判，真正有创见的成果不多。相反，片面化、机械化、生搬硬套的现象时有所见。学科研究的方法几乎没有变化，仍是沿用几十年不变的传统方法。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外教育史学科的新变化，似乎与我们关系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高峰期只是二三十年代第一次高峰期的复兴。由于学科本身没有多少变革和创新，经过短暂的繁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和困境。世纪之交的今天，正是此次危机的关口。如何摆脱危机，使外国教育史学科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教育史研究者的神圣使命。”①作者认为，我们需要正视危机，但更要对外国教育史学科前景充满信心，需要努力的方面为：充分认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意义和功能；继承已有成果，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外国教育史学科；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本土化；建立重点研究基地，巩固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加强外国教育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合作。②与此同时，田正平、肖朗在《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③一文中，在对近10年来教育史学科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和重要成果进行回顾和评价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展开了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