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前半期逻辑经验主义者为康德二元论思想的辩护来看，同样有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一方面，逻辑经验主义者在某些方面加深了二元划分的鸿沟；另一方面，那些不赞成逻辑经验主义、企图消弭二分模式的做法，往往也并不成功。例如，人们认识到奎因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批判过于依赖于一个高度清晰的标准，而这种标准是找不到的；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标准，也只是意味着划界的困难，而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界线。有鉴于此，普特南认为，奎因否定把分析真理的类别与要接受观察验证的真理区分开来的观点等于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了。[39]回过头来看普特南本人的做法似乎也不见得更高明多少。研究表明，普特南宣称“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的最终的结果不过是构造了另一个二分模式。例如，他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内在论和外在论的区分；当他谈论“实在”的时候，他已经预设了“理论”的存在[40]，而他所列举的物理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价值“权重”是不一样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试图一劳永逸地取消认识（认知）的二元特征并不符合认识的辩证法。
其次，科学认知不对称性两个方面的排斥为深化特定时期的人类认识保持了“必要的张力”。与那种思辨性地谈论“普遍联系”“相互转化”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辩证法的思索中首先注意到统一之物的两个方面的确立。例如，恩格斯曾经多次谈到所谓世界的“两极性”问题。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在磁那里开始了两极性，这种两极性是在同一个物体中显现出来的；在电那里，这种两极性就自己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相反的电应力状况中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都归结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过程”[41]。在认识史上，“两个哲学派别：具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具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下列各点的证明：根据和推断、原因和效果、同一和差异、外观和本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证明了，一极已经作为in nuce［在核内］的东西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在一定点上就转化为另一极，以及整个逻辑正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42]。将流派和范畴看作固定不变的固然是不对的，但认识（逻辑）的发展又正是在这样的两极对立中发展起来的；离开了两极就谈不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