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101]马克思的这段议论，精辟而又深刻地道出在宋代得到完善的中国三大发明对推动世界进步的伟大意义。
第四节　域外文化的内传
文化交流常常是双向互往的，虽然对每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文明程度有高下悬殊之分，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更何况与中国比肩而立的文明古国还不止一个，它们都有其独特而精彩的民族文化和文明成果。只有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博采众长，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使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精髓为我所用，并融入中华民族宏伟浩瀚的文化体系之中，中华文化的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会像长江黄河般滔滔滚滚永无止息。
泉州清净寺山门
（建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中国与东西方许多国家的文化往来源远流长，仅就东南亚诸国说，汉唐时文化交往就十分频繁。到了两宋时期，域外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更为显著：像越南的李朝（1009—1224年）兵法于11世纪传入中国，为宋人所用，并在战争中见效。蔡延庆本是北宋一文人，由于学了“安南行军法”，竟在边疆屡立战功，宋神宗对此十分欣赏。[102]像朝鲜的高丽纸、松烟墨经常作为礼品向宋朝赠送，在宋人中有很高的声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毕昇发明的泥活字传入朝鲜后，朝鲜印刷工人在吸收借鉴毕昇的经验后，很快地将泥活字创新为铜铸活字，使活字印刷术进一步发展，并又反馈入中国。又如中国使用的折扇就是宋代从日本输入的，因此宋人称折扇为倭扇。苏辙有诗为证：“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当时（宋神宗熙宁年间），汴京大相国寺中已有这种日本折扇出售。折扇传入中国后，很快便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明清两代不少著名书画家在折扇上题诗作画，创作出许多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