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以治魏晋南北朝史“起家”和名世的何先生，为何要下决心写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专书？而这里所说的“古代”，又正是世界史研究领域中通常所说的古典古代，即原始社会解体后、中古时期即中世纪社会出现以前的那一阶段的历史。这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这正是何先生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在理论、方法论上合乎逻辑的发展，甚至也可以说，这正是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更加深入和登上一个更高层次的标志。诚然，叙述和论证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中古社会的开端，固然要费很大气力；而叙述和论证魏晋时期以前的中国历史并非中古社会而是古代社会，同样要费很大气力。如若对古代社会的理解并不充分，那么对中古时期的开端及其特点的认识所能达到的透彻性，则必然受到限制。由此类推，则古代社会何所由来，故不能不谈到更古老的历史，古代社会因何而往，故下限要讲到中唐，这在何先生30年代的论著中已可见其端倪。这些，或许可以大致描绘出作者思想历程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