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尚与修拉都明白，观看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活动。我们总是会代入自己的感知、经验与记忆，也只会把一件事物“看作”某样东西。维米尔、伦勃朗等艺术家也挑战过这个问题，力求纯粹记录视觉的印象，但多少都带有清晰可辨的个人风格——他们只会用自己的方式填满画布。在给儿时伙伴，即小说家埃米尔·左拉的一封信中，塞尚写道，一幅画就是“用心看到的一片风景”[501]。
塞尚与修拉两人都以一颗纯粹的爱美之心，全心投入一种诗意的情怀，而非政治的激情。葛饰北斋画的富士山要早于塞尚的圣维克多山，所表达出的对日本艺术的热爱可谓影响深远，甚至也塑造了欧洲的审美情趣，这在玛丽·卡萨特的作品中我们已有领略。19世纪的最后40年间，但凡有些名气的法国艺术家都是日本迷，还有不少相关收藏家。他们会细细端详画册中的版画，在日式画屏后换上各种纹样的和服，还把精美的日本扇子挂在工作室里。对欧洲艺术家而言，日本在19世纪的地位就像18世纪时的中国在华托、布歇和弗拉戈纳尔等人心中的地位：那是个充满想象力与美学灵感的领域，对图像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微妙而明确的影响。日本版画中浓烈的色彩令人眼前一亮，那个“充满感官印象与身体享乐的浮世”更叫人陶醉[502]。尽管巴黎与江户可谓大相径庭，但这两座城市都热爱以自己的方式去享乐和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