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内，对参战问题本有不同看法，信奉现实主义的职业外交家们，如驻美公使顾维钧等，主张中国参战，认为“为使山东问题获得妥善解决，为在战争结束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必须参加协约国。”应该说，他们的看法是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观察，是有道理的，也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只是他们对于列强间牺牲中国利益的交换妥协的勾当当时还未必知晓，事后则表现出强烈的抗争。但是，参战问题并不全然如他们所见之如此单纯，其间还有颇为复杂的政治考量。由段祺瑞主导的北京政府准备参战的目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为北洋派系，尤其是为皖系谋利的色彩，以参战而获取日本的金钱、军械援助，壮大己派力量，从而遭到与院方龃龉不断的府方黎元洪的反对。同时，以前国民党系议员为主导的国会，担心段祺瑞借参战为名获得各项物质资源，不利于己，也站在黎元洪一边反对参战。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参战的一方自然以日本为奥援，而反对参战的一方则企求美国的支持。参战与否本来是在国际格局演变中如何争取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外问题，却与中国国内政治纷争相纠葛，并以美日两国博弈为背景，演化成中国内部的政治问题，于此亦反映出近代以来中国内外矛盾关系之复杂多变，外交影响于内政，内政又作用于外交，两者相生相克，损失的只能是中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