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则有他的三代相“因”，“损益可知”的历史发展观，要求为政得“道之以德”，“齐之于礼”，以伦理观念统摄历史的发展。孟子则明确提出了“王道”、“霸道”的概念：主张“尊王贼霸”，“以德服人”，而反对“以力服人”；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所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由此得出历史循环的结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商鞍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韩非更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主张“抱法、行术、处势”的法治。
邹衍的“五德始终”；童仲舒的“三统之变”；邵雍的“元会运世”；朱熹的“定位不易”；一直到近代，严复在所译的《社会通淦》中，把社会划分为图腾、宗法、军国三个阶段。康有为则分为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梁启超则是分为上世、中世、近世。章太炎认为，用“人为规则”来阻挡“自然规则”，主张“俱分进化”。孙中山先生则坚持“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