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随便举两个例子。有位“土法炼钢”的学者，自称其藏书量全国第一。这一言论曾屡见于一些无节操却有体面的报章，颇令人疑心实有其事。很多人都心知这是吹牛，可要将其证伪却颇为费事。对此，葛先生只轻轻一问：“全国藏书量第二的是谁？”这一针就将“全国第一”的大泡泡戳了个稀烂。
再如，晋代自学成才的皇甫谧曾著《帝王世纪》，详细开列夏禹、周公时的民口数，精确到个位。以往研究人口史的学者，或以为是真实的史料而加以利用，或以为虽不可信，总聊胜于无；即便对此未加采信的，也只是以其时尚无户口统计制度而予以否定。葛先生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从史源、史实和社会情势等各方面条分缕析，其气势如排山倒海，手法如剥茧抽丝。看过他的分析，恐怕没有人能不信服，皇甫谧这位所谓学者确实是在“认真作假”。
葛先生对于事理人情有极深刻的洞察，一般人追求的学问中有人的境界对于他来说不仅能够轻易地做到，而且他往往还能更深一层，看到人的心理。因此，在分析问题时，表象的、深层的种种证据他都能发掘出来。他特别擅长于检讨历史上一些制度及其运作状况，其沉着痛快，简直有老吏断狱之妙。这方面例证甚多，不烦枚举。列位看官可自己去翻检葛先生的论著，看在下是否盲目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