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首次访美便把印度史学科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曾经专门访问作为北美学术重镇的芝加哥大学印度史研究中心，承蒙入江昭、印登诸教授热情介绍世界上印度史研究概况，并慨然应允接受华师派教师前来学习梵文，并由该校提供资助。此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亦主动寄来两批有关印度史研究的书籍与报刊，为我校印度史研究中心早期资料建设提供及时帮助。1983年我开始参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工作，1984年又接任华师校长职务，到北京开会机会较多，学术讯息获取也比较便捷。经常承蒙京友告知，季老对华师印度研究印象甚好，并寄予较高期望，因为全国只有三四家研究机构，而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唯独华师一家。对于季老这样权威人士的评价，我们自然非常重视，但从来也没有想到应该当面致谢。这不仅由于我从小流浪在外，不大懂得必要的礼节；而且当时的风气也比较淳朴，很忌讳私下的恳求拜托，一般稍有风骨者大多以此为耻。据我所知，北大参与评议者，有时对本校申报人员比外校更为严格，印象较深者，前有邓广铭，后有宿白，不分亲疏，公平对待，一丝不苟，严守准则，其风范至今仍然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