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后，汪精卫坚持自己一贯的论调，坚定地认为中国各方面都不如日本，“战必大败”，求和才是最好的出路。但面对万众一心、抗战情绪高昂的国内情势，汪精卫为了不成为众矢之的，就没敢将自己的媚日求和主张公布出来，反而发表了不少慷慨激昂的演说。在公开场合他大声疾呼：“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死是光荣的”，当汉奸是“不成材料”的“无赖”；而私下里，对于抗战的前途则“频频摇头，不胜太息”，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这仗不能再打了”，“茫茫前途，真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对日妥协集团的头子，和他臭味相投的还有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后来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在陶希圣的引见下，也向汪精卫靠拢（在这之前，汪、周分属两个政治派系，互骂对方不是东西，矛盾相当深），成为对日妥协阵营内的主力之一。这些人常聚在周佛海的家里，非议抗战。认为这次战争“是阴差阳错地打起来的”；坚持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未可乐观”；鼓吹“战必大败”，唯一出路就是求和；将任何主张争取抗战胜利的言论视为是“唱高调”。因为他们唱的是“抗战低调”，胡适（也是其中一员）就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低调俱乐部”。